我们观看了一会，觉得乏味，估计唱完票要个把钟头，就到旁边的小会议室聊天，老肖也在小会议室里。
林百雀对老肖说：“我有个疑问，我们为什么不把村民组织到村委会来投票，省时间，省事得多。挨家挨户去投票，多累啊。我走了半天，感觉腿都走断了。”
老肖在农村工作几十年，参加了无数场的选举，很有经验。他不假思索说：“你这个想法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实际上在我们这里行不通。集中投票不一定就会省时间、省事，很多村民根本不会到集中投票点来。百雀，你下去选举，是不是要到处找人？有些人还要到田间地头去找是不是？”他停了会，看到林百雀小鸡啄米般点头，继续说，“村民的选举意愿并不是很强，到他家里还不愿意投，要他到村委会来，耽误他干农活的时间，有些还路程远，或者行走不方便的人，如果不给他们发补助，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来，导致投票的人数不足，选举不成功。所以，我们一直是安排流动投票箱，宁愿工作人员辛苦点，也要确保选举顺利。”
我初到乡镇工作的那一年，也听老同志说过，有些事情看似很美好，但放在农村不一定行得通，必须结合实际才行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脱离实际只会让工作变得糟糕。
唱票快结束，我们回到大会议室。选举结果出来，李月英和邹艳华、李前进三个老村干部再次当选村委会委员，李月英当选村主任，所有人鼓掌祝贺。
镇干部拿着选举结果报告单和打包密封的选票走了。围观的人群一哄而散。当选的村干部也和平常的日子一样，去做自己手头的事情。
虽然我只参与了这次换届的最后一场选举，但还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最基层的政权改选，也见识了一场完全意义的民主选举。
过了几天，镇里要求对村民主理财小组改选。我问民主理财小组做什么的，老肖说是监督村里开支，所有开支发票都要民主理财小组成员审核后签字盖章，才可以到镇里的村账镇代理办公室报账。民主理财小组三人，一个主任，再加两个成员，村干部不能当选。
我们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，在没有任何名字的情况下，第一次投票，写上来七个人的名字，再对七个人投票，选出三人，其中有老支书姜振林。
选举结束后，我开始思考扶贫工作。
我觉得首先要做的，还得弄清楚底子。现在，我连一份贫困户花名册也没有。我让邹会计提供花名册给我，她说等会给我，等了很多会、很多天也没有给我。我失去了耐心，问李支书，她跟我说了实情，说邹会计做事不细心，把花名册交给镇里后，自己没有存底。我再让邹会计提供贫困户档案，她更是一脸茫然，说从来没有什么贫困户档案。我感到无语，让她去镇里把贫困户花名册复印回来。第二天，她把花名册交给我，我委婉地要她以后工作细致些，材料交给镇里自己也注意留底。她说我批评得对，镇扶贫办主任也这么批评了她。
花名册有五张纸，我看了两张后眉头深皱。我问支书：“怎么都是一户一人、二人，最多的才四人？难道村里一户就只有一二个人，没有七八个人的？”
李支书说：“肯定不是，我们最多的一户有十多人，一般一户有四人，夫妻二人再加两个孩子，如果和父母没拆户，祖孙三代有六人。”
“怎么这些贫困户都是一户一人呢？”我第一天到村，听李支书汇报村里的贫困户有280户392人，平均一户才一人多点不到两人，心里打了问号。
李支书在揣摩我的想法，没有回答。
老肖看了出来，代替李支书答：“李支书不好说，我来讲。这件事不怪李支书，是在前任村支书手里操作的。当时，镇里让村里上报贫困户，村里为了方便从上面喊资金，加之看到贫困户也没有什么实惠，就基本按照一户一人上报，并村前420多户，报了390多人。这也不是举月村一个村子，全镇差不多都是这么操作的。不瞒顾队长，反正你下来扶贫，和我们也是一家人了，你看那名单里，村干部都在。”
我初翻册子，注意力只在户数和人数上，也没仔细看名字。经老肖这么一说，果真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，比如王德生、王三刚。但没看到村干部的名字，我疑惑地望着老肖。
老肖说：“村干部都是用家属的名字。”他指着两个女人的名字说是老支书姜振林的老婆、杨东生的老婆，还有几个也是现任村干部的家属。
“扯淡！”我扔下了册子。
可能我说话的语气太重，几个人或盯着我看，或低头看手里的纸笔，都不说话，场面顿时很尴尬。
林百雀打破沉默，说：“队长，消消气。”
李支书说：“顾队长，你放心，我们村干部没有从里面捞一分钱好处，经得起查。”
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生气和发火，稍平静了心情，随便问了一个人：“付雨秀家里怎么样？”
邹会计说：“付雨秀就是姜春满的老娘。”
我说：“卖豆腐的那个姜春满？”
邹会计说：“是他。”
我说：“他家里几个人？怎么就他老娘一个人纳入贫困户？”
李支书说：“姜春满家里三个人，除了他和老娘，还有一个外甥女由他抚养。”
我说：“他没有结婚？”
李支书说：“结过。他家里的情况很复杂。他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一岁多被人拐走，老婆也跳塘淹死了。他有个妹妹，嫁了几次，离婚后带一个女儿过来，妹妹后来也死了，女儿就由他抚养。”
林百雀说：“这么惨？”一脸的不相信。
几个村干部都说姜春满家很悲惨。
